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宋词佐酒话重阳


更新日期:2018-10-12 09:43:31来源:网络点击:268114

“岁往月来,忽复九月九日。九为阳数,而日月并应,俗嘉其名,以为宜于长久。”重阳节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人祈求长寿的节日。呼朋引伴,登高望远,赏花饮酒,吟词作赋——佳节又重阳,感谢宋人,在小词里面坦诚记录下自己的重阳节,让我们得以重温天水一朝的诗意生活与重阳味道。

与客携壶上翠微

与客携壶上翠微,江涵秋影雁初飞。

——苏轼《定风波·重阳》

元丰四年(1081)的重阳节,苏轼身在黄州(今湖北黄冈),虽仍任团练副使之职,算是官身,然不过是虚衔,并不理事,且“本州安置”,受地方官员监视。苏轼因此自嘲云:“逐客不妨员外置,诗人例作水曹郎。只惭无补丝毫事,尚费官家压酒囊。”(《初到黄州》)

这一年,苏轼客居黄州已整整两载,流放之罪官,常有衣食之忧。他在一首诗序里记录到:“余至黄州二年,日以困匮。故人马正卿哀余乏食,为于郡中请故营地数十亩,使得躬耕其中。”一位故人在黄州东门之外为其谋得数十亩“茨棘瓦砾”的荒地,苏轼亲自开垦,种粮自食,命之为“东坡”。

从此,“东坡居士”成为苏轼的别号,“苏轼”也正式蝶变为“苏东坡”。

也正是在这一年的重阳节,苏东坡在简陋的酒席上,举觞对客,填词一阕:

与客携壶上翠微,江涵秋影雁初飞,尘世难逢开口笑,年少,菊花须插满头归。

酩酊但酬佳节了,云峤,登临不用怨斜晖。古往今来谁不老,多少,牛山何必更沾衣。

虽是宋词,却有唐人风味,为何?因为这是东坡从唐诗随手改来的。

“江涵秋影雁初飞,与客携壶上翠微。尘世难逢开口笑,菊花须插满头归。但将酩酊酬佳节,不用登临恨落晖。古往今来只如此,牛山何必独沾衣?”此诗是晚唐诗人杜牧的《九日齐山登高》,写于大唐会昌五年(845)的重阳节。那一天,杜牧尚在池州刺史任上,诗人张祜来拜访,二人是同病相怜——都是党争牵连、怀才不遇的迁客。杜牧曾是牛僧孺掌书记,一度擢升监察御史,后却屡屡外放;张祜也是失意之人,其三百首诗作曾获皇帝御览,却不得一官,只好以处士自况,流落淮南。杜牧对其一见如故,曾写诗赠他:“何人得似张公子,千首诗轻万户侯!”

两个流落他乡的诗人,在重阳节相聚,在江边痛饮,登高望远,菊花满头,相逢一笑——从诗意来看,这笑容应是借酒浇愁的苦笑吧?

宋朝士大夫普遍喜欢在宴会上戴花,欧阳修“戴花持酒祝东风”(《鹤冲天》),黄庭坚“醉里簪花倒着冠”(《鹧鸪天》),辛弃疾“插花走马醉千钟”(《定风波·暮春漫兴》),都是宋朝士大夫头戴鲜花、手持酒杯的写照。

这种活动不同于唐朝官员“宫廷赐花”的朝堂礼制,而是士大夫私生活的约定俗成。如果这般现象出现在礼法森严的明清二朝,是一定会被视为伤风败俗之举的。

待到重阳佳节,宋人更是簪菊成风,如范成大“看了十分秋月,重阳更插黄花”(《朝中措》)。周密在《武林旧事》中回忆南宋宫中在重阳节的前一天,就要提前准备一万株菊花,以备重阳簪花之用,“禁中例于八日作重九排当,于庆端殿分列万菊,灿然眩眼,且点菊灯,略如元夕。”临安的重阳节,百姓们也会头戴菊花,畅饮新酿美酒。

苏词中值得一提的还有“牛山沾衣”的典故。《韩诗外传》记曰:“齐景公游于牛山之上,而北望齐,曰:‘美哉国乎!郁郁泰山。使古无死者,则寡人将去此而何之?’俯而泣沾襟。”

古代君王很少暴露自己内心软弱的一面,但齐景公作为大国之君,在登高望远时能够坦白自己对死亡的恐惧,的确难能可贵。虽然后世也有嘲笑他的,如李白“景公一何愚?牛山泪相续。物苦不知足,得陇又望蜀”(《古风》)。但大多数人对此流露出尊重和同情,毕竟在死神面前,人类都是同样脆弱如芦苇。

杜牧写下这首重阳诗的时候,想起了在牛山沾衣的齐景公早已化为黄土,帝王将相尚且如此,何况是自己与张公子这样的失路之人?

相比而言,苏东坡把它随意涂抹,填作宋词,却有了几分戏谑的旷达味道。比起唐诗的一本正经,宋词的字节更为灵动,似乎消解了生死话题的严肃与无解。

特别是最后一句,苏东坡不动声色地把“古往今来只如此,牛山何必独沾衣”,改成“古往今来谁不老,多少,牛山何必更沾衣”,似乎把那种对人生易老、生命有时的无奈,化成了看透世事却又乐观待之的清澈洞明。

重阳节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人祈求长寿的节日。魏晋人所作《西京杂记》中记载西汉民俗“九月九日,佩茱萸,食蓬饵,饮菊花酒,令人长寿”。虽《西京杂记》所记未必是汉人风俗,然可印证最迟在魏晋时代,九月九日即为一个与长寿有关的日子了。

魏晋时代人们对于生命长短的体悟开始深切,一方面追求生命的长度,即使是嵇康这样的高士,也“又闻道士遗言,饵术黄精,令人久寿,意甚信之”(《与山巨源绝交书》);另一方面又恐惧于生命的无常,如石崇在《金谷诗序》中所悲叹:“感性命之不永,惧凋落之无期。”嵇、石二人虽人生道路迥然不同,其命运却皆未得善终。

相比而言,出身贵公子的曹丕曾在重阳节送给书法家钟繇几束菊花,并写下《九日与钟繇书》,开头便解释了重阳寓意:“岁往月来,忽复九月九日。九为阳数,而日月并应,俗嘉其名,以为宜于长久。”从中可知,由于“九”与“久”的谐音,九月九日被视为一个“宜于长久”的吉利日子,在这一天饮用菊花酒可以延年益寿。即使是曹丕也未能免俗,赠友菊花作重阳下酒之用,“谨奉一束,以助彭祖之术”。

所谓菊花酒,并非简单拿菊花泡酒,据北魏贾思勰《齐民要术》所载“以九月九日日未出前,收水九斗,浸曲九斗”可知,在重阳节黎明时分,人们便采摘含苞待放的菊花,掺杂在黍米中浸曲酿制,直到次年重阳“瓮满好熟,然后押出,香美势力,倍胜常酒”,才能酿成真正的重阳菊花酒。一年的春夏秋冬、悲欢离合都浓缩在菊花酒中。

花开花落,酒醉酒醒。

何人送酒?重阳药市

向此际,寒云满目空搔首。何人送酒?

——秦观《摸鱼儿·重九》

宋朝人描写重阳的景色,往往相差甚远,晏几道的“庭院碧苔红叶遍,金菊开时,已近重阳宴”(《蝶恋花·庭院碧苔红叶遍》),满眼皆是富贵气象,而东坡得意门生秦观笔下的重阳风景,却是“傍湖滨,几椽茅屋,依然又过重九。烟波望断无人见,惟有风吹疏柳”。

于是,他“凝思久,向此际,寒云满目空搔首。何人送酒?但一曲溪流,数枝野菊,自把唾壶叩”。重阳佳节,秦少游却独缺一壶酒。

在这首《摸鱼儿·重九》的下阕,秦观陷入对人生的沉思,进而感慨:“休株守,尘世难逢笑口,青春过了难又。一年好景真须记,橘绿橙黄时候。君念否?最可惜,霜天闲却传杯手。鸥朋鹭友。聊摘取茱萸,殷勤插鬓,香雾满衫袖。”

其中,那句“一年好景君须记,最是橙黄橘绿时”脍炙人口,然而这原是苏东坡在杭州写的《赠刘景文》里的名句,少游借用于此,或许是在重阳时节遥念恩师?

这首词最能触动人心的,或许还是上阕里那句“向此际,寒云满目空搔首。何人送酒?”我读到这句时,第一反应是想起了“出门搔白首”的“诗圣”杜甫。

秦观在文学史上的形象颇显羸弱,“雾失楼台,月迷津渡”(《踏莎行》),疑似潦倒迷茫的文艺青年。其实不然,秦观自言:“往吾少时,如杜牧之强志盛气,好大而见奇,读兵家书,乃与意合。谓功誉可立致,而天下无难事。顾今二虏有可胜之势,愿效至计以行天诛。回幽夏之故墟,吊晋唐之遗人。流声无穷,为计不朽。岂不伟哉!于是字以太虚,以导吾志。”(陈师道《秦少游字序》)可见,秦观的平生之志是要平定辽国、西夏,恢复汉唐旧疆。他并非大言谈兵,而是和他的老师苏东坡一样,写了很多有见地的策论。

精研宋代文史的朱东润先生阅读秦观诗词文集,眼光独到,留意到了秦观的策论:“余于少游之书,尤喜读进策三十篇,观其所得,盖导源于东坡,所见甚卓。此真充国之遗计,破敌之上策。当时诸人,盖无有出其右者。”(《淮海集校注》序)朱先生可谓是秦少游千载之下的知己。

然而,在秦观的时代,除了苏东坡等二三子外,世人都是拿他当一个寒酸词人看待。秦观也沿着苏东坡的道路,在南方向着更南的方向流放。在重阳日,他并不一定缺酒,缺的是白衣送酒的太守苏东坡。

他或许回忆第一次见到东坡的场景:“我独不愿万户侯,惟愿一识苏徐州。”(《别子瞻学士》)

很多年以后,南宋锦官城,一个不缺酒的人,在重阳节喝醉。“何事又作南来,看重阳药市”(陆游《汉宫春·初自南郑来成都作》)

这首《汉宫春》是陆游的真情流露之作,在万人如海的闹市,独自欹帽垂鞭,流涕尊前。放翁自己交待此词写于“初自南郑来成都作”,那就是孝宗乾道九年(1173),他已是知天命之年,刚刚从陕西南郑前线调回成都,担任成都府路安抚司参议官。这是个有衔无事的官职,“冷官无一事,日日得闲游”(《登塔》),陆游“上马击狂胡,下马草军书”的戎马生涯自此终结,五十岁的他从此自号“放翁”。

羽箭雕弓,忆呼鹰古垒,截虎平川。吹笳暮归野帐,雪压青毡。淋漓醉墨,看龙蛇飞落蛮笺。人误许、诗情将略,一时才气超然。

何事又作南来,看重阳药市,元夕灯山?花时万人乐处,欹帽垂鞭。闻歌感旧,尚时时流涕尊前。君记取、封侯事在。功名不信由天。

这一年的重阳节,陆游漫步于繁华似锦的成都重阳药市,在万人如海之中,看花开富贵,听歌声曼妙,却闻歌感旧,回忆起南郑军中岁月,突然情绪崩溃,很快喝醉了。

初读这首词的时候,很不理解的一点是,所谓“重阳药市”,顾名思义是重阳节期间卖药材的市场,在药材市场怎么会逛着逛着就喝醉呢?

直到读到一则史料,我才豁然开朗。宋人庄绰《鸡肋编》中记载了成都重阳药市:“至重九药市,于谯门外至玉局化五门,设肆以货百药,犀麝之类皆堆积。府尹、监司皆步行以阅。又于五门以下设大尊,容数十斛,置杯杓,凡名道人者皆恣饮。如是者五日。”

原来,重阳药市上除了堆积如山的中药材,还在街上多处放置了几个巨大无比的酒缸,供人随意畅饮五日。于是,“诗情将略”的陆放翁得以在重阳药市一醉方休。

此外,陆游词中的“欹帽垂鞭”似乎也是大有深意。“欹帽”即歪戴帽子,暗合“参军落帽”的典故。《晋书·孟嘉传》载:“(孟嘉)后为征西桓温参军,温甚重之,九月九日,温宴龙山,僚佐毕集。时佐吏并着戎服,有风至,吹嘉帽堕地,嘉不之觉。温使左右勿言,欲观其举止。嘉良久如厕,温令取还之。命孙盛作文嘲嘉,著嘉坐处。嘉还见,即答之,其文甚美,四座连叹。”在南朝的某个重阳节,征西将军桓温宴请幕府中人,大家都身着正装,头戴官帽,突然一阵风吹来,刮跑了参军孟嘉的帽子,这在当时算是失仪,然而孟嘉很淡定地去上厕所。桓温让座上一位名士当场挥笔写文嘲笑他,还将文章置其座位之上,结果孟嘉回座后从容挥毫作答,文采风流,举座叹服。

于是,这个段子也成为重阳佳话,在重阳诗词之中屡屡出现。有的化用巧妙,如东坡的“酒力渐消风力软,飕飕,破帽多情却恋头”(《南乡子·重九涵辉楼呈徐君猷》)。

桓温身为南朝枭雄,半生致力于北伐中原,孟嘉在其幕府之中参赞军事。陆游也是刚刚卸任幕府参军的官职,也许这个前任参军歪戴帽子,或是有所寄托吧。

这一点,似乎从陆游的忘年之交、同样致力恢复中原的辛弃疾身上找到佐证。某个重阳日,稼轩写下“龙山何处,记当年高会,重阳佳节,谁与老兵供一笑,落帽参军华发”(辛弃疾《念奴娇·重九席上》)。

可惜,那一年的成都重阳药市,无人知晓这个烂醉如泥的老翁有着怎样的心事。

糕诗酒帽茱萸席

旧日重阳日。叹满城、阑风去雨,寂寥萧瑟。造物翻腾新机杼,不踏诗人陈迹。都扫荡、一天云物。挟客凭高西风外,暮鸢飞、不尽秋空碧。真意思,浩无极。

糕诗酒帽茱萸席。算今朝、无谁不饮,有谁真得。子美不生渊明老,千载寥寥佳客。无限事、欲忘还忆。金气高明弓力劲,正不堪、回首南山北。谁弋雁,问消息。

——魏了翁《贺新郎·九日席上呈诸友》

在宋代历史上,魏了翁或许是一个被忽略的存在,并不为世人熟知,其人在清朝雍正年间配享孔庙,一直被视为“理学名臣”。然其一生事业,岂是区区四字所能概括?权臣韩侂胄仓促北伐,众人噤声,魏了翁人微言轻,却敢当廷反对。30年后,蒙古铁骑侵犯南宋边境,宋理宗遍视群臣后,派遣魏了翁督视江淮京湖军马,御笔写下一首唐诗赐给他:“昨夜秋风入汉关,朔云边月满西山。更催飞将追骄虏,莫遣沙场匹马还。”魏了翁果然不负众望,是南宋末年少数有实力力挽狂澜的能臣。

这首《贺新郎》是他晚年一个重阳节所作,上阕里的“真意思,浩无极”是其理学气息的一面,下阕里的“金气高明弓力劲,正不堪、回首南山北”则是他忧国济世的一面。而词中“糕诗酒帽茱萸席”则流露了宋朝重阳节的又一个风俗——“重阳糕”。

重阳糕最迟在南北朝时期便是重阳必食之物了。南北朝《荆楚岁时记》曰:“九月九日,四民井籍野饮宴。九月九日宴会,未知起于何代。佩茱萸,食饵,饮菊花酒,云令人长寿。”其中“食饵”即指吃重阳糕,东汉许慎《说文解字》对“饵”的解释是“粉饼”,扬雄《方言》则称:“饵,或谓之糕。”汉魏六朝时期,糕是用米粉制作,饼则是用麦粉。可见“食饵”应是起源于南方。重阳“食饵”又被称为“蓬饵”,糕点里面添加了蓬草。《西京杂记》中言“食蓬饵以祓妖邪”,看来汉魏百姓认为重阳节吃重阳糕,可以祛除“妖邪”之物。

宋人喜食各类面食糕点,不论南北,皆是如此。南宋《梦粱录》记录临安城饮食的章节专门提到:“最是大街一两处面食店及市西坊西食面点,通宵买卖,交晓不绝。”临安城里卖糕点的小店小摊,生意极好,通宵营业,可见市民对面食糕点的情有独钟了。

宋人更是让“重阳糕”的饮食文化细腻生动起来,北宋孟元老《东京梦华录》记载了重阳糕的做法:“(重阳)前一二日,各以粉面蒸糕遗送,上插剪彩小旗,掺饤果实,如石榴子、栗子黄、银杏、松子肉之类。又以粉作狮子蛮王之状,置于糕上,谓之狮蛮。”从中可以看到,重阳糕就是一种“粉面蒸糕”,但是上面装饰了彩色小旗,还掺杂了石榴籽、栗子、银杏等,还用面粉捏出狮子等吓人的形状——这估计是“食蓬饵以祓妖邪”的古风吧。此书甚至记载:“重九日天欲明时,以片糕搭小儿头上乳保祝祷云,百事皆高。”虽然荒诞不经,但也保留了宋代重阳民俗的有趣细节。

宋人《邵氏闻见后录》有一则“不敢题糕”很有意思,“刘梦得作《九日诗》,欲用糕字,以五经中无之,辍不复为”。刘梦得即是唐朝“诗豪”刘禹锡,他在重阳节写诗,本想写写重阳糕,但疑惑于儒家经典里面没有“糕”字,怕有违用典之诗法,于是那首诗也没写成,被时人嘲笑“刘郎不敢题糕字,虚负诗中一世豪”。

或因如此,唐宋诗里面提及重阳糕的少之又少,而宋词则不然,毕竟是“小道也”,大可多多涉猎人间烟火,不必像写诗那么正襟危坐。所以,即便是“理学名臣”魏了翁,照样也在自己填的小词里提到重阳糕,且置之首座——“糕诗酒帽茱萸席”。

未曾想,宋亡之后,这块普普通通的重阳糕,竟成为宋朝遗民追忆天水一朝的故国风物。元初丘葵在一个重阳日写下“浮蚁共伴今日醉,食糕空忆太平时”(《九日》)。

“糕诗酒帽茱萸席”,最后聊聊茱萸吧。

对于当代中国人而言,茱萸是个既熟悉又陌生的植物,要说熟悉,“遥知兄弟登高处,遍插茱萸少一人”,虽儿童亦能熟诵;要说陌生,估计能识得茱萸形貌的人不多吧。至于茱萸的别称越椒、艾子,更是让人不知其为何物了。

古代重阳节除了头簪菊花的习惯,另有头戴茱萸的风俗,目的是为“辟邪”。晋人周处《风土记》载:“九月九曰谓为上九,俗尚茱萸到此日气烈,熟色赤,可折其房以插头,云辟除恶气而御初寒。”

至于重阳佩戴茱萸“辟邪”的来历,南朝吴均《续齐谐记》言之凿凿:“汝南桓景随费长房游学累年。长房谓曰:‘九月九曰,汝家中当有灾。宜急去,令家人各作绛囊,盛茱萸,以系臂,登高饮菊花酒,此祸可除。’景如言,齐家登山。夕还,见鸡犬牛羊一时暴死。长房闻之曰:‘此可代也。’今世人九日登高饮酒,妇人带茱萸囊,盖始于此。”当然了,正如此书书名,这不过是一个小故事。

这种源于远古的节日风俗,已经很难考证其起源了,私以为佩戴茱萸或许也是楚风,古代楚国称茱萸为“榝”,屈原《离骚》有云:“椒专佞以慢幍兮,榝又欲充夫佩帷。”可见,此物本属恶草(从名字里面的杀气重重便可得知),君子不应佩戴。后来或是“以毒攻毒”的老法子,茱萸摇身一变成为民间“辟邪”之物。一直到明朝李时珍《本草纲目》,依然声称“(茱萸)悬其子于屋,辟鬼魅”。

唐人或许还有重阳佩戴茱萸的习惯,到了宋朝,则更多是以之入酒。南宋《梦粱录》载:“(重阳)世人以菊花、茱萸浮于酒饮之,盖茱萸名辟邪翁,菊花为延寿客,故假此两物服之,以消重阳之厄。”宋人真是风雅有趣,叫菊花“延寿客”,给茱萸则起了“辟邪翁”的绰号。

或许是宋人更看重及时行乐,因而忽略了茱萸传说中的辟邪功能,以之入酒,虚应故事,更多则是把它与菊花一起观赏。苏东坡的“此会应须烂醉,仍把紫菊茱萸,细看重嗅”(《醉蓬莱·重九上君猷》),所写正是此情此景。当然了,这句宋词也是化用唐诗,杜甫那句“明年此会知谁健,醉把茱萸仔细看”(《九日蓝田崔氏庄》),实在是过于经典,东坡前面加了半句“此会应须烂醉”,方有几分宋人坦白不羁的味道,在后面又提笔写下“来岁今朝,为我西顾,酹羽觞江口”,明年的重阳节,不能与诸君重聚痛饮了,记得在江口为我倒上一杯酒啊!使后人读之,顿觉豪迈。这就是东坡胜过唐人之处吧。宋词里的重阳节,也因此在欢聚的深情之中,平添了几分豁达与从容。

“耆老者六七人,相与会于城中之名园古寺,且为之约:果实不过五物,殽膳不过五品,酒则无算。以为俭则易供,简则易继也。命之曰‘真率会’。”(吕希哲《吕氏杂记》)每当读到这样的史料,我都会感慨宋朝的市井如此简单真率。

(作者:徐佳,系专栏作家,著有散文集《苏东坡的山药粥》、长篇小说《烟柳倾尘——柳如是》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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